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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也希望我写些对年轻人励志的博客或文章，刊登在第一财经上，让企业家的经历能对下一代有个促进的作用。但励志首先要立志，没有了志又何来的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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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要先立志，才不会浪费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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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已年近花甲时，尤为珍贵的恰恰是青春，恰恰是那些从身边悄悄溜走并永远无法追回的时光，我们永远也无法再回到80后的年龄，重塑自己的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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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都是很穷很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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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都是很穷很穷的人，并且平均到几乎都处于一个起跑线上的贫穷。是邓小平让中国从一潭死水中走了出来，有了生命、时候的改革与重新分工，让不同的人走上了不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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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80后的年龄之前时，我们这一代人也都没有生活的定位，但却从来都未丧失过“救国”的立志，也许是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红色”教育让几乎所有的人都从未有过个人致富的幻想，而只有为国牺牲的精神，也因此才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无惧冲动。也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立志和努力不懈的奋斗精神，才有了此后各自不同发展路径以及不同现状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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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进入而立之年时，恰逢改革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却还没有解决城市大量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原有的国有体制和集体体制根本无法满足大量的就业需求，城市“五难”的社会服务也无法满足城市基本生活的需求，鼓励创业和用优惠政策扶持自我创业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潮流。机会遍地都是，但能抓住机会的、敢于去抓住机会的、努力去抓住机会的人却仍然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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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从事过大约数十个跨行业的作坊式的小企业创业过程，期间的酸甜苦辣则回味多多，从兔皮的加工出口、魔方的生产、集装箱的运输、图书的邮寄、小商店的经营到农村小时工的派遣、手敲打打字机和印刷、装订、裁缝店、家电维修、动物模型、汽车维修、挂毯编织到开饭馆、卖水果、卖白菜、办建筑施工队，几乎无所不及，但从来都是信心百倍且努力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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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三、四点钟爬起来生火炸油饼，每个油饼三五分钱，一个早餐下来两袋面的用量，收入仅有几十元，晚上数钢镚时常常眼皮子打架，一个迷糊会把刚摞好的十个一叠的分币碰撒了一地，还要满地乱找、重新去摞好。一个月下来，三百多平方米的餐厅，几十个劳动力也就只有不到三千元的利润，三十几时我们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奖金一个月只有六元钱。而这一切从来都没有影响过我们创业立业的信心，穷可以让我们艰苦，但穷并不能影响我们的斗志，“穷而不志短”早就从老一辈的言传身教中溶入了我们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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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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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不憎恨穷人，但我们憎恨贫穷。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全世界所有的穷人，让那个所有人成为富人。我们时常救助穷人，但绝不救助因懒惰和不努力而变穷的人。因为我们也是从贫穷中走过，并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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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苹果、卖白菜到倒录像机是一个飞跃，大多数人都从流通领域中分享了改革开放之后物流转移而产生的差价。和传统的丝绸之路一样，利用南北之间的地域差和南方改革初期的试点城市开放开始了最初的交易与经商，也从小额现金交易变成了银行信贷与转账。我们包租了军用飞机运货，从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再换成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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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步到跑，几乎没有人会不摔跟头、没有人会一帆风顺，那些大多数开始太顺利扩张的企业则大多今天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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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远、四通、联想几乎都是同时出现在市场上的一代，而更多当时知名的企业则在大浪淘沙中一去而不返了，差别正在于走自己的路还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追赶。齐白石先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其意在学的精神与灵魂，而绝不是形似的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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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并非是一件易事，尤其是我们这些曾经只留下了大量计划经济残余的一代人，要彻底的改变过去的一切就更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了。但我们闹过学生运动、打到权威的领导（也许是错的），在毛主席的一挥手中上了山、下了乡、耕过田、种过粮，在全国学习解放军中当过兵、扛过枪，在恢复高考后上了学、留了洋，也有些在改革中入了狱、撞了墙，但仍在跌倒中爬起来重新摸索。这些经历与磨难恰恰造就了他们铁一样的筋骨、钢一般的意志，走出了一条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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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是从没有路中选择了被动的摸石头，是在未知过河的方式中探索，无数的先烈是用鲜血与生命换取了新中国的成立。同样也有无数的后来人为寻找改革的成功之路而成为了先驱，许多人也因此受益而成为了当代知名的企业家，并为后来人留下了失败与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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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改革的初期，一代人为寻找幸福敢于去按血手印，那么改革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是否还有人愿意用生命去为更多人的成功而当垫脚石呢？正是这种改革的倒逼机制与改革创造的上升环境让两代人有了不同的选择，也让更多的现代青年不愿再用“立志”的前提作为生活的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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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80后们也认为自己在走自己的路，但大多不再是如何成就一番“事业”和“救国”，而是如何建立美满生活的小家庭，靠父母支援的出国留学也让他们不再用课余时间去刷盘子了。更多的人不是从“安逸”的公务员岗位上因无味而下海，反而成群结队的涌入公务员考试的“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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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集中于大、中城市，力争进入不到10%的人口居住的城市，而不在关注生养自己的父母相亲和那片热土。他们热衷于在网络上寻找生活中的乐趣，也热衷于在虚拟世界中热议房价和社会问题，他们开着小型的私家车浪漫于山间田野，一面自豪的看不起那些乘大车去采摘的同事与同学，一面又高声的叫骂着市中心豪宅的高房价，似乎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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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识，但社会却会将什么是“走自己的路”给以重新的定义。华远则是在“傍大款”进入资本市场后又为了维护国有资产的利益而退出和二次创业，用再次进入资本市场显示竞争的实力，用努力和被社会认可的实力与业绩证明什么是“闯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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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榜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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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马云、冯军都是年轻一代的榜样，尽管他们不是被称为是80后的一代，却是最接近于这一年龄层的一代佼佼者，可以无愧于所有中国人的骄傲。但也许由于他们的形象太高大也让许多人认为是高不可及，反而放弃了对榜样的追求，让许多人对榜样失去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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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榜样就是立志中拟定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恰恰是一个要不断提高且让自己轻易摸不着而促使自己不得不努力争取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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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盈利了几百万时，树立了几千万的盈利目标，当这个目标要实现时，就树立了几个亿的盈利目标，当公司有了上亿的资本时，就希望上十亿的等级、再上百亿的等级。那些比我们跑得快的企业就都是我们的榜样，并转化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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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只有十万开复工的能力时，但我们许下了为职工分房的承诺，要让盖房子的人能住上自己建设的房子。多年的努力中，这个目标在不断的提高标准，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并最终搭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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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房价让许多年轻人觉得高不可及，我倒觉得这恰恰是一种动力。年轻人的努力应该是以高标准的住房为生活的追求，但现实则要从低标准的、远距离的住房或租房开始，就像学跑要先从走一步一步开始一样。绝不是用埋怨和抱怨削弱自己的斗志，永远都差一步的目标才不会松懈努力的精神。期待天上掉馅饼的想法无益于年轻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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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兵幸运的撞入了中国最优秀的万岁军的团队，优秀的传统让所有的士兵都无一例外的打上了永远要争第一的烙印。这个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时代留存下来的部队中，同样将拿破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的名言作为立志和励志的讯条，当然还伴随着军史、师史、团史和连史的战力战史和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正是这种环境的渲染，让生活在这个带有无限刺激的竞争中的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向前向前向前。从不知道什么是退却，所有的抱怨都集中在不能成为主攻连队，拥有第一个将红旗插上阵地的荣誉机会，哪怕这个荣誉是要用牺牲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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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种精神只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今天已经被遗忘了。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则仍是记忆犹新、终生难忘的。正是这种特定的生存环境让我在连头带尾的这十三年军旅生涯中先后荣立了七次包括集体和个人的二、三等军功。没当过兵的人也许理解不了立功的难度和其价值。而在一个荣誉感强的战斗团队中，其竞争的残酷性则不仅体现在流血、流汗的苦练与摸爬滚打中，还体现在技术、知识、能力、意志力的拼搏上。王中军的“士兵突击”成为老少皆宜的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毫无疑问与其在三十八军的军旅生活的亲身体会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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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正是榜样的作用与力量成为支撑这一代人如今在不同战线上成为佼佼者的基础，这些沉淀于他们血液之中的精华，也是让这一代人成为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坚力量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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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榜样的力量让这一代人无私的担起了“为人民服务”的重任，默默的为国家的发展忍受着国家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成本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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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母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过血、负过伤，但他们至今的收入尚不及他们的孙子、孙女，但他们从来没有对“为人民服务”产生过怀疑和动摇，他们从来未对个人的消费提出过奢侈型的要求。至今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传统，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九十多岁的高龄仍坚持要乘公共交通，他们的怪异已让后几代人无法理解与无可奈何了。他们会“偷偷”的抚养非亲非故的孩子读书上学，会将生活的结余“悄悄”的捐献给那些不知名、不知姓并终身未见过面的“困难者”，他们早已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比这个家庭中的所有人都更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央视与地方新闻仍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他们坚持阅读各级的党报，而几乎不看非党报的刊物和“花边新闻”，他们最注重的是参加各级为老干部安排的活动和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活动，每次都穿上当年样式的列宁装并挂上历史中曾获取各种勋章、奖章，以显示早被社会忘记了的辉煌，他们一如既往的追求着曾经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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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的榜样作用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限制着那些生活于他们周边的几代人的行为，让这种对目标追求的执着成为教育后代人不断努力的力量，也让后代人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严格的守住道德与法律的底线，让后代人为了维护老一代曾有的荣誉而不敢跨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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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香港上市公告中就披露了我的年薪超过700万人民币，党的纪委书记尉健行就为此专门的批示。1999年我辞去上市公司总经理时，媒体再次热炒年薪700万的问题，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又为此做过批示。一系列的审查与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个年薪有问题，而是因为干部的管理与影响，打破了现行体制的沉静。依领导的指示，正常年薪之外的部分就只能以我个人名义存在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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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远在境内二次上市之后，按照董事会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条件，我的年薪再次公告为700多万元，不计算股东激励的部分，成为了上市地产公司中工薪收入最高的，也多次被媒体当成新闻来热炒，甚至是上了央视的新闻，做了不花钱的广告。上市公司依法的发放工资与奖励是对我工作成绩的一种认可，本不应引起争议，但却成了一种新闻。而上市公司关于我按国资委的规定只领取了不到10%的实际工资的公告却没有任何媒体愿意提及，央视也是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恶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