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

         1．贫富差距小

        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作，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主义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改革）。

        瑞典力图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如他们搞“基金社会主义”——“雇员投资基金制度”，该制度试图将企业的利润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集体手中，让职工集体逐步控制企业的利润和股份，控制资本所有权，以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它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50万克郎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再将雇主为职工代交的养老金增加1%；按照麦德内尔的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15%~10%，基金可在35~25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到那时，私有制就变成了职工集体所有制。通过这样的“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所有权。该制度草案曾交与10万工人讨论，获得热烈的支持，但资本家于1983年10月4日组织了一次7.5万人的游行，开创了西方资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尽管资本家游行，瑞典议会于1983年12月12日还是强行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开始实行。

         2．高福利政策

        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是世界闻名的。

        这些国家在医疗方面全民公费，无论城乡，不分人群，一律平等。即使远在格陵兰岛上的爱斯基摩人，如得大病，也由飞机接到首都哥本哈根住院。病人住院期间，不但免费看病，还管一日三餐。在瑞典，人们享有很高的病假补贴。一般来说，一位雇员请4个星期的病假，由雇主付75%的工资，超过一个月的，可从政府领取 80%的病假工资，领取病假工资没有日期限制。瑞典儿童得到特别的照顾，每一位瑞典公民从在娘胎开始，就享受免费检查，一直到上小学为止。老人也受到特殊对待。对老态龙钟、行动不便的老人，医疗机构有义务派护士护理，或护送他们进医院，这种服务每天24小时随叫随到。

        在教育方面，瑞典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全部免费。不但如此，国家还给每位18岁以上的大学生每月补助津贴3000克郎（与人民币之比约1:1.1）。

        国家鼓励生育。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等地广人稀，而且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所以生育子女没有限制，每育一子，夫妇双方同时休假一年，丈夫专门照顾妻子和孩子，工资照发。如不愿自己带孩子，想去工作，可送至全托或半托幼儿园，费用也由政府支付。

        瑞典公民每年享有两个月的带薪假期，加上各种节日，一年有100多天的休息日；按人口统计，瑞典人在拥有汽车、游艇、电话通讯、家用电器等方面都名列世界前茅；在住房方面，瑞典人均住房面积达45平米，几乎100%的居民都拥有夏季别墅。瑞典的福利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这么高的福利来自何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丹麦等北欧国家的税率很高，个人工资的1/3左右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瑞典1995年，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 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累进制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高税收发挥了这样几个作用，一是积累了大量的公用资金，以支持社会的高福利；二是制约了暴富阶层的形成，越富徼税越多，使贫富差距不致过大，所以丹麦经常炫耀这样一句话：他们“富人不多，穷人更少”；三是促使广大纳税人关注政府如何使用自己的税款，从而监督政府和各级官员的行政行为；四是强化了一般民众的主人翁意识，他们没有我们常见的政府“领导”大家的概念，而是“政府花的是大家的钱，理所当然地要为大家办事”。

         3.民主廉政

        在国际权威反腐机构“透明国际”2005年公布的各国廉洁程度排名中，非常廉洁的国家（8.0～10.0分）有16个：1冰岛9.79，2芬兰9.69，3 新西兰9.69，4丹麦9.59，5新加坡9.49，6瑞典9.29，7瑞士9.18，8挪威8.98，9澳大利亚8.88，10奥地利8.78，11荷兰8.68，12英国8.68，13卢森堡8.58，14加拿大8.47，15中国香港8.37，16德国8.27。

         5.0～8.0分为轻微腐败;2.5～5.0分为腐败比较严重;0～2.5分则为极端腐败。中国台湾5.95第34名，59古巴3.82，77老挝3.32，78中国3.22，114越南2.62。

         2006年 11月07日“透明国际”组织公布了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芬兰、冰岛和新西兰并列第一，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海地倒数第一。香港排名第15、澳门排名第26（与葡萄牙并列），台湾排名与去年一样仍是第34（与以色列并列），中国大陆从去年排名第78跃进到第70名（与印度并列）。

         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聚集了世界163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芬兰，有人说，芬兰最著名的产品不仅有诺基亚，更有高效合理的反腐机制。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首先就要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在接受礼品方面，法律明确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根据物价指数，该标准时有变动，大概在20欧元（约200人民币）左右。芬兰上世纪20年代制定的《公务刑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如受贿罪名成立，不仅立即免职，同时将视情节轻重，处以从一般性罚款到4年监禁的处罚。公务员接受金钱、珠宝、家用电器、特殊（低利息）贷款、免费旅行等都可被视为受贿，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不例外。

        芬兰的新闻媒体从不放松对官员的监督。如果政府官员有不体面的事被媒体曝光，他就会威信扫地甚至被起诉。2002年，芬兰《晚报》披露，时任文化部长的林登利用职务之便批准向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赞助，此后一周内，林登便被迫辞职。

        芬兰的任何人都有权随时检举和揭发违法的政府官员。每个人都可以对政府官员的工作进行监督。任何人发现政府官员有渎职行为都可向警方告发或向其上司检举，甚至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在丹麦，丹麦对公务员的差旅费有严格规定。出差人员只能坐公共汽车，如果出差地没有公交车，则可以打出租车。为了体现公务员的平等性，丹麦除了首相、副首相、各部大臣、议会主席外，其他人的住房、乘车、乘船标准都一样，坐飞机只能坐经济舱。

        丹麦议会设有审计署，负责审计各部委的资金使用情况。议会还设有一个大检察官，其职责是代表议会监督丹麦的文职和军职机构或官员。这个职位是北欧国家独有的。这个大检察官为防止官员腐败、保证社会公正发挥着独特作用。

        为了防止警察滥用职权，丹麦于1995年成立警察诉讼委员会，由议员、群众代表和律师组成，负责处理诉讼警察案，有权决定对警察渎职及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在瑞典，瑞典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国家，经常可以看见首相在街上一人行走、购物，和一般百姓没什么两样。瑞典政府高官大多住在普通住宅区内，国家不提供公勤人员，家务自理，出入轻车简从，平时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后只能开私家车。瑞典首相就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难怪瑞典的一位女检察长说，她当检察官32年来，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

        据瑞典前议会监察总长克劳兹?埃克伦德介绍，在瑞典，腐败行为被认为是天理难容。很少人会幻想通过受贿来发财，因为那是不可能，也是非常羞耻的事。如果一位官员被发现用权力做交易的话，那他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1995年，瑞典前副首相萨林女士就是因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引起非议而被迫辞职的。

        瑞典政府非常透明，因此官员很难搞腐败。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要求查阅该部门文件，包括财务文件。如果他怀疑某位官员公款私用或挥霍公共资金，就可以向有关部门或媒体举报。随后，就会有人来调查这位官员。

        瑞典的反腐法规也很完善。公务员和企业雇员接受礼品均构成受贿罪，只有一些小礼品，比如，一束花、一盒巧克力或一瓶威士忌酒，可以免除处罚。

        民主社会主义还处在不断发展之中，它对处在改革时代的中国人有没有积极意义呢？这是21世纪中国人应当深思的！胡耀邦曾经说：“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是有广泛群众基础和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为维护和平，争取社会进步和增进各国人民友谊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要解决的是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互利，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特征，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和特征。

        （二）．英美澳等国已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先说说美国.

        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没有专制统治的历史，所以它在建国后的政治也就更多地体现出自由、平等的精神。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除少数州（路易斯安那州到40年代，弗吉尼亚到1852年）外，各州都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现了普选。这比英国早了约一个世纪(英国取消选举财产限制在1918年)。这样，美国比较容易地实现了政治民主。

        顺便说一下选举。狭义的民主就是选举。国内常见的指责说：西方的大选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这决不是穷人能够承担的。事实上，大选花钱并不意味着穷人就不能从政，林肯、尼克松、克林顿都是出身低下的总统。而真正的美国富翁参加大选倒不见得能够成功，因为财产不一定等于才干。

        大选花钱，但这个钱不是候选人本人的钱，更不是花费纳税人的钱，即绝对不能用公款。竞选资金只能凭借政治纲领去民间募集。

        那么筹钱大选，候选人当选之后不是肯定要为资金的提供人服务吗？那不就金钱与权力勾结了吗？不会，因为募集资金受到竞选法的规范和选举委员会的监督。

         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案，1974年，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修正案。1976年又通过了新的修正案。这些法案从募款和用款两个方面对竞选财政作了规定。如联邦竞选法案规定，任何人对候选人的竞选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一年内的全部政治捐款不可超过25000美元。竞选捐款的细目，包括是什么人捐的，捐了多少，怎样使用，都必须接受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监督。

        联邦选举委员会是负责实施联邦选举法律的机构，由参议院书记（Secretary of Senate）和众议院书记官（Clerk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他们两人没投票权）以及6个由总统任命、参议院通的人组成，一任六年。在有投票权的6人中，同一党的不可超过3人。选举委员会的这一设定是为了防止它听命于某党或受联邦政府某部门的操纵。

        联邦选举委员会有管理选举的广泛权力，包括在联邦选举法之下制定规则，实施法律，要求政党报告竞选财政帐簿，用传票宣证人作证，必要时要求法庭发出强制令，甚至将事件送入司法程序，追究选举过程中违法者的刑事责任。

        金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竞选中，到实质性的投票阶段，则是施政纲领是否能赢得最广大的人。

        今天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成年人的普选权，在这种情况下还指责西方民主是金钱民主，不是糊涂就是骗人。

        为了实现社会平等，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美国实施了法治化工程。美国是通过法治走上社会主义的。

         1890年美国制定了《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英文是Anti-Trust。Anti是“反对、抵抗、排斥”的意思，Trust是“责任、信任、信托”的意思，在这里指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就是反信托基金。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大家族法。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大家族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了上市公司的经营。可见，美国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是从资本家开刀，而不是从贬损劳动者利益开始的，这个思维太重要了。

        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通过股票市场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加富足。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由职业经理人替股东创造财富。从1932年开始，美国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让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将一生的积蓄和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可见股票市场责任重大。为了保证股票市场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必须有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在这里，政府的角色就是确保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一旦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就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一直打到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

        美国政府是通过证监会的监管，来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的，确保他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的。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股票市场，可以发传票，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这是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身的积蓄都有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郎咸平举过一个例子：“世界通讯”曾因一件小事而受到严惩。它更改了一些会计科目，把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国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触犯了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为此，“世界通讯”的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新闻每晚都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星期“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知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小孩都知道，你长大以后，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一定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峻法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

        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股民如何在股票市场上获得回报呢？通过市盈率。据郎咸平讲，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30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如美国经济得到一块钱盈利，就有30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1980年的50年间，它的年回报是8.3%，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是3%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8.3%加上3，等于11.3%。而1940年到1990年的50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每年7.6%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每一个公民把自己的积蓄放到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总之，法治化工程的完成，使美国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使自由经济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有了法治化的社会秩序，你不敢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这时的资本主义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西方学者（萨姆松LeonSamson）在 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美国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这里的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并不是指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是指美国式民主所包含的自由、平等之类观念。在萨姆松看来，这类观念与社会主义实质上相通，所以他说：“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 ”，即它传播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否定等级社会。

        除了股票市场，美国还实行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具体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三大类。据统计，美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享受 2000多种政府福利。如对孕妇、母亲、学龄前儿童的家庭补助；对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午餐、助学金或无息贷款等的学生补助；房租补助、食品补助、遗属抚恤等。

        在美国，救助弱者和承担社会公益事务的博爱精神和行为，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观。最典型的是遗产税，美国对富人的遗产要征收46%的遗产税。小布什上台不久，2001年准备逐步取消遗产税。方案一出台，比尔·盖茨的父亲联合索罗斯、大卫·洛克菲勒等150位富豪签名，表示反对，理由是取消遗产税会对美国的慈善事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已经捐赠给慈善基金260亿美元，曾保持最高记录。他已表示将退出微软公司，全力投身慈善事业，并准备将自己99%的遗产“共产”给社会。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宣布把市值370亿美元的财产捐赠给慈善基金，这超过了盖茨，成为美国历史上收到的最大一宗个人慈善捐款。巴菲特把取消遗产税问题看得更加严重，认为取消遗产税不仅损害公益事业，而且破坏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凭个人能力而不是凭家世致富。

        今天，美国社会的资产所有权已经社会化，即大众持股已经是主流。据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的说法（胡星斗：社会主义在西方）美国有1亿多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职工集体掌握了55%的股份，环球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45%的股份，西北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38%的股份，资本家让出了企业经营权，工人代表成为懂事长。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人人占有的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的所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中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其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1卷第831-832页）现在英美等国已经基本实现了这种社会所有制，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简介其他强国                                                  

        在澳大利亚,政府最大的部门是社会保障部，其社会保障类别很多,凡低收入群体,无论男女老幼、鳏寡孤独,凡涉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以及上学、就业等都是它服务的对象。在这里你看不到蓬头垢面,衣服烂缕的乞丐,也看不到缺腿断臂的残疾人.人们在穿着上不追求奢华,而力求舒服,整洁.每家的餐桌上,无论穷富,吃的大体都一样.富人不张扬,穷人有自尊——这就是澳洲社会保障制度的力量.

        在英国,19世纪70年代英国制定了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就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

        在德国，1951年联邦德国形成工人参与制度，1976年议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规定企业的监事会负责任命企业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必须有1/3~1/2的工人代表，这样，形成了工人与资本家“共决”的体制。

        在日本，日本人对待富人是“残酷的”，日本人的遗产税最高达到90%，松下信之助去世时留下27亿美元的遗产，但传到第三代时仅剩3%不到。所以日本人说，“富不过三代”。按马克思的观点，这些国家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总之，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均富、公平、正义等目标已经在我们称作“资本主义”的国家实现。

        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把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称为资本主义，仍然教条、机械地认为这些国家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形式的”，不承认“自由”、“平等”和“民主”可以超阶级。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希望中国也能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解放、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均富、公平、正义等目标的人，却被称为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也令人感慨。就怕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干着权贵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勾当。

        三、应借鉴的经验

        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英美澳等国之所以实现了社会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根本性的经验就是民主，即把政党的命运掌握在民众手中，由人民选择执政者。历史实践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性即自私性，执掌公共权力者本能地潜存着滥用公共权力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要防止人民的代表和官吏异化成凌驾于民众之上主宰者，必须由人民控制这些代表和官吏的命运。

        在人民选择的决定作用下，不会有懦懦无能者的权位，执政者也不会有小集团利益的制约和个人利害的顾虑。在人民选择的决定作用下，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要想赢得人民的选举成为执政党，都必然视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努力使自己的施政纲领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马克思和邓小平都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与专制是相悖的，专制是社会主义的大敌，社会主义只与民主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