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透露，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癌症发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至90年代的20年间，癌症死亡率上升29.42%.2000年癌症发病人数约180万-200万，死亡140万-150万。面对如此残酷的现状，当局不是迷途知返，采取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而是掩耳盗铃地大肆吆喝着“和谐社会”。很明显的，这些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与“和谐”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和谐不是人与人和睦共处和安居乐业，而是驱使弱势的人们向当权者和既得利益阶层让渡他们基本的公民权利，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前不久，中共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信誓旦旦的表示，在他们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连自己国民的健康生存都保证不了，还奢谈着人类和平，再看看最近关于“癌症村”的有关报道，就让人觉得这些话有恬不知耻的味道。

《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26日报道，“河南‘癌症村’里的死亡：有一种利润蔑视生命”。据报道，位于河南省沈丘县城东约10公里处的东孙楼村，共有1200多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人出现了密集的反常现象：有些人腹泻不止，有些人内脏出现了各种不适。此外，偏瘫、智障、畸形和妇科疾病也频频出现。患者相继死去，少则一年内五六人，多则达20多人。死者经诊断多为食道癌、肝癌、胃癌、直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等。死亡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笼罩着这个村子。新起的坟茔、白对联、哀乐，一年四季绵延不绝。不仅是东孙楼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沈丘县的黄孟营村、孟寨村、孙营村等，癌症患者的比例均大幅度上升。据该县政协常委、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提供的资料显示：1990年～2005年间，2470人的黄孟营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366人的孟寨村，有103人死于癌症；1697人的孙营村，有37人死于癌症；1300人的陈口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015人的大诸庄，有145人死于癌症；1687人的杜营村，有187人死于癌症。而据沈丘县医院记载，1972年当地120万人中，只发现癌症患者12人，发病率仅为十万分之一。由于癌症爆发的密度大、频率高，故上述村庄被当地人称作“癌症村”。

《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5日报道，“鱼米之乡变癌症村，死亡名单不断拉长”。江苏盐城杨集乡东兴村村民展示近几年村中记录的癌症死亡者的名单，这个村仅2000年～2005年便有近百人得了癌症，从2001年以来，因癌症去世的已达80多人，目前数字仍在不断增加中。2007年4月19日，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村民韦东英写下村里一位得癌症的26岁年轻人的症状。从2003年12月29日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坞里村遭受的环境污染侵袭，在恶臭气味和污水包围的日子里，一个个村民因患癌症死去：“陈阿龙77岁食道癌；胡登耻71岁胃癌；沈秀英57岁乳腺癌；莫水珍49岁胰腺癌；冯亚华35岁血癌……”韦东英日记本上记录的死亡村民的名字越来越多，死者死亡的年龄越来越小。“应该是72人了吧，如果加上今年1月死去的朱少萍的妻子。”韦东英说，那是一个48岁的女人，乳腺癌不治。

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这无疑是甩向当局那一张张无耻嘴脸上的耳光。17世纪英国思想家温斯坦莱在《给费尔法克斯阁下及其军事会议的信》中说，“在一个人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生活在普遍正义的精神之前，是不会有真正的和平的。”和平与“和谐”具有近似的意思。在佛教传统中，“和平”就意味着“不杀生”，它强调一种非暴力的因素，从宗教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崇高目标的称谓。在对和平的研究中，和平存在着两类含义：“消极的和平”就是不发生战争和暴力性的破坏行为；积极的和平则接近于和睦与正义的涵意。但是，暴力性破坏不仅仅是指军队镇压、强制拆迁、警察抢尸和火烧贫民窟等直接的暴力行为，它还包括一种结构性暴力，它生成于社会结构之中，这种暴力也能导致杀人害命，它通过饥饿、贫困、以及疾病，比如上述各种癌症村的出现。这种暴力是缓慢进行的，跟冷水煮泥鳅一样，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整个过程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因为结构性暴力紧密联系于社会的等级结构，而官商勾结，官官相护，利益纠结又使他们不断地近亲繁殖，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权集团，所以那些受害的百姓永远“不明真相”，永远处于社会底层，永远状告无门。由此，可以确定地说，由于掠夺性生产带来的环境破坏而导致一个个村庄的人们遭受绝症性毁灭的“和谐”就是谋杀。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管是“人类和平”还是“社会和谐”，都是被普遍欢迎的概念。但在一个凶手高高在上，把“谋杀”建设得如火如荼的时代，强调“和谐”究竟对谁有利呢？肯定不是对那些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斗争的异议者和那些真正含冤受屈的人有利。倒可能是那些可从民众的血汗和土地中获益的官僚和商人及其整个利益集团有利。它不遗余力地颂扬着“和谐”，在事实上却是进一步麻醉着和鼓励着那些被掠夺被侵害的人们向那些作威作福的权贵们更多地忍耐和奉献，成为下一个被宰割的对象。洛克告诉我们，基于根本的自然法，人应该尽量地保卫自己，而如果不能保卫全体，则应优先保卫无辜的人的安全。人们反抗和消灭暴政的理由就象他可以杀死一只豺狼或狮子一样。因为这种漠视百姓生命的政权不受共同的理性法则的约束，除强力和暴力的法则以外，没有其他法则，因此可以被当作危险和有害的野兽看待，人们只要落在它们的爪牙之内，就一定会遭到毁灭。现在，光凭政客的口头许诺而无任何改善民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际举措是不可能拥有“社会和谐”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是弃恶从善，让所有的异议者和反对派获得同等的分量而平等议政参政，以推进民主和尊重人权。